许多花艺师都曾提起：“花艺需以人文作为根基”。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知名花艺师王国忠，将花艺与人文的关系上升到“道”的程度，并几十年如一日的加以研习。
王国忠1973年开始学习日本池坊花艺，1985年开始研修中国古典花艺，1998年在台湾成立了公益性社团组织——人文花道社。从学习炙手可热的日本花道到回归当时沉寂多时的中国传统插花，王国忠认为这是一个溯源的过程。他说，日本花道界一直认为花艺渊源在中国，与日本花道相比，中国花道不被形式所束，更加接近道与自然。
人文花道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王国忠的花道是休闲的、生活化的。这些年来，王国忠的花艺表演和教学大多将花与茶、花与画、花与禅等文化结合，力求营造出一种古典文人追求的情趣。“花道应以自然为根本，并在天地之间寻求人与自然间的一种和谐，以花观心、借花怡情，在彼此互动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包容与宽大胸怀，直到以花契合自然。”王国忠在介绍其“人文花道”的理念时表示，花艺的表现形式由中国文人的精神特质决定，诠释空灵的书画美学，以“多多许不如少少许”的减法理念，创造出属于中国人的花道艺术。当然说到少，并不意味着花艺就是花材愈少愈好，而是要恰到好处，正如“触目横斜千万朵，赏心只有两三枝”的意境。简单地说，就是“简单而不单调”、“丰富而不复杂”。例如在自家的书房中，可能一朵小花就够了。“不必怕别人说你只会插几朵花，就像吃饭一样，一碗饭够了，第二碗是多余的，插花何尝不是如此呢？”王国忠这样比喻人文花道中的繁简关系。
谈到日常花艺创作，王国忠认为这是一个“以意化境”的过程：“意象首先现于心中，再借花材的选择和组合，表现出境来，或者说意是花之魂，境是花之形。”比如对清明的感受，虽然每个人心中对清明的具体感受不一样，但基本大同小异，这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底蕴，追求这种意，再简之又简化意为形，就是一个人文花艺师的创作过程。
王国忠在花艺创作中对色彩尤为重视，他表示，中国是一个富有想象力与观察力的民族，自古以来，对色彩的定名多源于色彩的自然美对文人的启发和联想。史游《急就篇》描述丝帛彩色，其有：“春草鸡翘凫翁濯”，意思是说嫩绿像春草初生，深青如凫鸭头部油亮的绿毛，说明了当时的自然色彩观。而汉刘熙所撰《释名》一书中，对色彩的阐释更有其独到之处：青色是生的意思，像植物初生的颜色；赤色是赫的意思，太阳的颜色；黄色是晃的意思，晃晃然像日光一般；白色是启的意思，如冰启裂的颜色等，可见古人对色彩的观察非常敏锐，分类细致且深刻。学习古人对色彩的认知，对于研习古典插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花的美在于它是自然、不加修饰地把原有的色彩呈现在人们的眼前，而且恰到好处地在某个季节、某个地方开花，这种美是直接的，是一种在原有空间里所产生的自然美，所以花艺师要学会观察植物本身固有的形与色。如白杨树的干是灰白色的；竹、荷叶、芭蕉、桃叶珊瑚、东瀛珊瑚、草珊瑚等植物的干是绿色；松柏的干为褐色；紫薇的为茶灰色；秋葵、洛神的为红褐色；蓖麻的为红绿，金丝竹的干呈现黄绿相间的线条等。而随着季节的更替，花草树木的色彩也随着产生变化。比如叶子从新芽时的黄绿到成熟的浓绿，以至枯黄落地，颜色都呈现不同的变化，也随着时空的运转，不停地循环。至于花的颜色则更是千变万化、万紫千红，让人数也数不清。
王国忠还将现代色彩学与中国五行学说密切联系起来。他说：“在五行中，东方属木，颜色为青，木能生火。因此，可以说它是植物的化身，以木为主，同时代表着青春、活泼、年轻，带有一股春的气息。而白与黑是属于无彩色，这二色给人非常强烈的对比感。白如空白的纸，一无所有，也显示它具有包容性，是神圣、纯洁的象征；黑则给人神秘、阴沉，是不古的颜色，白与黑往往又可以互变。”这些东方式的色彩学加深了王国忠人文花艺的民族性。
讲到王国忠的人文花艺理念，不能不说说廿四节气，由于花材与气候有关，中国人所讲的廿四节气，正好可以与花做一对应，节气不同，花材亦跟着变更，人和事物也在变化。例如周书时训有“谷雨萍始生”，告诉插花者，谷雨之后可以放一些浮萍来表现，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文典故。王国忠用这些表现方式，将“人文花道”理念加以诠释。他希望借这样的人文情怀，将固有的中国文化呈现在花艺世界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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