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在中国民间，最早是代表一种男女互赠花束以表达思念的风尚。而插花的最早出现，则始于南北朝时期，最初是用于佛教的供花。《南史》中就记载了最早的佛前供花情景：“有献莲花供佛者，众僧以罄盛水，渍其茎，欲华不萎”。罄，即小口大腹容器，以罄盛水浸渍花茎，可使插花不枯萎。

　　插花初始仅是将花“放”或“养”在花瓶或花盘中，还谈不上“插”的艺术匠意。到了唐代，君王把二月十五定为花朝，视作百花诞。君王提倡，文士尚雅，仕女爱花，处处呈现一派争奇斗艳的盛况。插花开始讲究花要插得好、配得妙，插花形式不仅有瓶插、盘插，还有吊挂插花以及专门供插花朵硕大的牡丹、芍药等花卉的缸插。而且还讲究花器，并对花木赋予个性与格调。比如讲究将花器置以精美台座或几架，并在背后挂名人字画，形成或清新高雅或富丽华贵的“书画插花”风格。此时的插花，已从早时的寺庙供养，延伸为宫闱或诗人雅客书房内的装饰品。诗人杜牧在《杏园》一诗中曾如此盛赞当时社会插花之盛景：“莫怪杏园憔悴去，满城多少插花人”。

　　宋元时期，除宫廷、寺院、民间盛行插花用以陈设外，甚至连茶馆、酒楼，商店、游船等，为了招徕顾客，还按四时更新插花。一般的民众往往出外郊游时也还 “中置桌凳、列笔床、香鼎、盆玩、酒具、花樽之属”，可谓是一尊插花不离身了。而且，插花艺术在当时还上升为专门学问，与“烧香、点茶、挂画”并列为宋代的“四艺”，被视为宋代人自小就应具备的修养，纵使仆役也不例外。

　　至于讲究情趣的文人雅仕，更是常以插花影射内心世界，比如，喜用高雅韵致的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等花材插花，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愿望和抱负，同时还将插花艺术分成不同欣赏层次，有酒赏、香赏、曲赏、茗赏、琴赏等。酒赏，即边饮酒边赏插花；香赏，即依照不同的花材配制不同香料的焚香，形成花香相和的香花风格；茗赏，即将插花与品茗相结合，赏花品茶兼得花雨茶的清香幽美之情韵，成为文人雅士间赏插花之最高雅境界。

　　明代被誉为花道专家的袁宏道曾将花比作“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”所凝成的东西，认为它们与生俱有的天生丽质，人见人爱。而大凡阅读过清代文学家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一定会为沈复文中所描绘的妻子芸娘所倾倒。芸娘聪慧洒脱，与沈复默契温存过日子，无论案头雅供、静室焚香、赏菊东篱、设计花园等，她和沈复一样都是行家里手，让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在艺术化的人生里悠游。尤其书中对芸娘关于插花的一段描写，其所显示出的“慧黠之气”，更让人望尘莫及—

　　爱花成癖的沈复，喜欢摘花插瓶，所以总是不断地更换新鲜桌上的瓶花。芸娘说沈复的插花十分精妙传神地体现了风晴雨露，但她觉得还可以仿效画画中画草虫的方法：“虫子死后颜色不变，你可以捉来螳螂和知了、蝴蝶之类的昆虫，用针把它们刺死，用细丝系住虫的颈部绑在花草当中，整理它们腿的姿态，或者抱梗，或者站在叶上，就像活的一样，不也很好吗？”沈复采纳芸娘的办法，结果看到插花的人无不称口叫绝。

　　虽然，芸娘把虫子刺死有些不厚道，但芸娘的聪慧可见一斑，也足见中国古已有之的插花，在清代已经发展成社会上一种普及性的技艺，并成为了诸如芸娘等聪慧女子的必学之道。说到底，爱花，爱美，爱人，都同是日常生活中缺一不可的美好情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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